2015年3月，首都，全国政协委员、以岭药业董事长吴以岭教授第13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作为连任三届的老委员，为国为民积极建言献策，共商国是，为健康中国鼓与呼，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网、健康报等400余家媒体争相采访、报道、转载、点赞。

建言一：建设健康中国从预防开始

“健康是群众的基本需求，我们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打造健康中国。”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出的这段话，在来自医疗卫生领域的代表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西方发达国家慢性疾病已经呈现下降趋势，而在中国，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重大疾病发病趋势呈现快速上升趋势。”长期从事中医药临床、研发的吴以岭委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道出这样一系列数字：我国心脑血管病患者已有2亿多人，每年死亡人数近300万，平均10秒死亡1人;2010年18岁以上成人糖尿病患者达到1亿多人，前期人群就有4亿多。

“这些重大疾病病程长，晚期危害大，诊治费用大，社会家庭成本高，不仅造成巨大社会负担，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障碍。”吴以岭委员说。

世卫组织统计表明，慢性病发病率与当地防治体系的完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吴以岭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在我国，往往是重治疗轻预防，慢性重大疾病防治体系不够完善。“现在预防工作很少有人抓，老百姓急需健康常识，而大医院都在等着治重病赚大钱。”

“这种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必须改变了。”吴以岭委员说，由于生活中饮食、环境、睡眠、心理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重大疾病的危险因素，这就需要制定宏观的健康公共政策，构建针对重大疾病的预防性服务体系，最终形成一个有利于重大疾病预防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市场环境。

“我们长期的研究证实，社会心理行为因素包括情绪刺激、过度疲劳及压力等通过全身性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紊乱，加之饮食结构改变，引起并促进血管病变的发生和加重。”吴以岭委员说，因此前期干预特别是纠正社会心理行为异常和形成良好的起居习惯，对血管病变的早期预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其成本也更为低廉，可以从源头上降低心脑血管病及糖尿病的发病率。

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中国已逐步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人的需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以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化到满足教育、健康、文化需求为主。如何使生命更健康长寿，成为每一个人最为关切的重大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需求。而满足这一需求，也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切入口。”吴以岭委员说。

“全面小康离不开健康。”在政协大会上就健康问题呼吁多年的吴以岭委员说，“我们必须从‘四个全面’的高度来认识健康中国的建设问题，打造健康中国，应该先从慢性病预防开始，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开始。”

201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措并举发展包括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与促进、健康保险以及相关服务在内的健康服务业。

“把疾病预防与大健康产业发展相结合，实现医药养生的有机结合，既促进了医疗卫生体系向预防为主的转变，又发挥了预防医疗与健康产业同步发展的优势，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做出贡献。”吴以岭委员说。

建言二：呼吁建立脑卒中防控“中国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吴以岭教授说，脑卒中(即脑中风)是我国人群首位死亡原因，近年来农村已经成为发病重灾区，首发卒中年龄提早3.3岁，发病率约高于城市人口一倍，防治形势严峻。

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多后遗症“四高一多”的特点。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病例大于250万，每年死亡病例大于150万。

“极高的致残率造成沉重的医疗负担和社会负担，为此国家要拿出大量的医药费用支出，患者家庭也因为长期丧失劳动力和长期的看病用药而返贫，可谓一人瘫痪，全家‘瘫痪’。”吴以岭委员说。

吴以岭委员说，脑卒中的发病与高血压、颈动脉斑块破裂、各种心脏病引起的房颤关系密切，而高血压、颈动脉斑块破裂以及冠心病房颤与高脂高盐饮食、吸烟、酗酒等不良生活方式高度相关。

脑卒中患病人群男性高于女性，农村高于城市。近年来，我国卫生行政部门已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积极应对慢病高发势头，但是，当前农村卒中防治工作仍面临着严峻挑战，仍然存在国民认识不足、防治网络不健全、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

吴以岭委员建议，建立脑卒中防控“中国模式”。积极开展农民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生活行为，防治关口前移。把加强农村卒中一级预防工作作为改善民生、推进医改的重要内容。建立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导、以乡村为基础、以居民为中心的，将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管理融为一体的综合防治服务模式，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号召基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农村基层医院对农村40岁以上的人群进行血压监测，颈动脉超声检查，对筛查出的高血压、高血脂、颈动脉斑块、房颤人群建立档案，并积极进行药物干预。

建言三：遏制中药材价格过快上涨，促进中医药产业良性发展

吴以岭委员说，尽管近两年大多数中药材价格有所降低，但与之前相比，有70%～80%常用中药材的价格上涨超过两倍。“必须正视中药材价格近年快速上涨对整个中医药产业发展造成的严重影响。”

在他看来，首先，患者服用中药的消费成本提高，不利于中医药在基层的推广应用;其次，中药企业面临生产成本上涨的巨大压力，许多效高价低的产品要么缩减产量、要么直接停产，个别企业甚至可能在原材料方面偷工减料，对中药产业发展极为不利;第三，过高的药材价格带来的利益诱惑，使中药材资源过度采伐;第四，价格过高使制假售假者众多，老百姓深受其害。

 

为此，他建议，对资源稀缺和能人工种养殖的中药品种给予资金、技术、政策支持。对于影响国家环境与生态的不可再生品种，寻求替代品种，并有组织地在药典中明确。同时，尽快建立并不断完善中药材收储制度，实现国家对大宗中药材品种的收储管理。